无疑这部片子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，就如镜头多次晃过墙上部分文字脱落的标语“贯彻一个代表重要思想”，非常容易让人产生有趣的联想。张博士，时代政治运动的受害者，14岁被定性为“白专分子 思想反动 学习勤奋 诱惑异性”，被勒令退学。重庆工厂工作时自学17年后，又经历在大学里旁听17年历程，开始积极申请到俄罗斯去当翻译，一个人的漫漫长征。他说：要把被颠倒的人生历史重新颠倒过来。
张博士并不姓张，他本名叫王忠厚。但是几年前你在川大随便问一个学生，可能知道前者的人会更多一些。而他之所以出名，是因为媒体报道——“清洁工想出国当翻译”，这是他从小就树立下的两个梦想之一，另外一个是当教研员。天方夜谭吗？未必。他在和别人电话交谈都会不经意蹦出几个俄语单词，据他自己所说俄语水平起码到了大学四级；博士绰号的来源，是因其在重庆大学、西南师范学院以及川大漫长而坚定的课堂旁听；张，则来自中国人张三李四最寻常的叫法。不是吗？他应当是当时千千万万个被革命掉的人群中最渺小的一员，被历史学家忽略掉的犄角旮旯，那段特殊时期所带来的一切，被有意无意的淡化；而这个群体马上就要消失了，他们即将不为人知带着对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崇敬，紧闭双唇默默离去，一个时代的玩笑对个体命运的伤害就被这样轻易的放过。幸好黄儒香及时纪录到了这个群体典型“代表”，从这个角度看来该片文献性的价值更大一些，如果一个民族只懂得忘却，那将永远也不会拥有未来。没有比面对历史更令人窒息的时刻了，真正将之付诸行动来纪录和保存的则更为难得，也许黄儒香就是被张博士身上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所触动。依附在他们身上的社会痕迹、文化痕迹如此根深蒂固，以至张博士几乎每句话听起来都像是语录。然而“生存也是为理想而奋斗，不能是理想为生存而奋斗”——听着这样理直气壮的话居然出自一个身无分文、三餐不继、四处流浪的人，你怎么还能无动于衷，欺骗自己对生活没有要求？
影片并未刻意强调张博士穷困窘迫的日常生活，着重纪录的是他从农业厅开始办理去俄罗斯的出国手续过程，过往经历只在他言谈中透露一二。其实，当下就包含了一切，导演的剪接异常冷静。片中的场景，大多是长镜头交代，或左或右缓缓移动；也没有特别戏剧化的冲突，反而有两个沉默的特写，让人印象深刻：一是张博士在弟弟家时，花了1分钟坐在桌子前思考，终于忍不住起身；还有一个就是得知因护照问题而无法成行，他仅仅是惊愕的站着，盯着手中名单呆了50秒，再俯下身去仔细看了两分多钟，镜头一动不动，内心的绝望却昭然若揭。是不是因过去长期训练出来的敏感和警觉，张博士已经习惯性封闭自己的情感？又或者，心中有了信仰，他始终觉得生活是有希望的？经过在重庆、四川两地的政府部门、街道办事处、学生宿舍等地来回奔波，出担保、写证明、理发拍照，一系列繁琐的手续，却又被告知只能再等一年，他并未消沉，而是继续锻炼身体、读书、洗冷水澡……在俄罗斯大剧院门口的列宁画像前双手合十默默祈祷。为了对应这些快速剪接的画面，导演用了野孩子乐队的一首《消失》，那是一首怀疑一切的歌曲，点题，但是我未免觉得过于煽情；影片结束时响起的那句许茹云“是谁导演这场戏”则简直用力过度。也许黄儒香最后仍然觉得，似乎应该给张博士一个说法？
然而事情似乎最终是得到了解决。张博士被告知可以去俄罗斯时，高兴的从学校操场旁边那狭小肮脏的教具室跑出来“又有电话啊”，但我们看到他明显的步伐蹒跚，白发苍苍。去到俄罗斯就能过上向往的生活，可以天天吃黑麦面包，再也无需“包装”就能看上去年轻健壮吗？张博士恐怕也不这么认为，他热泪盈眶的在离去的火车上敬礼，但理发店的老板娘说：“18年，终于成才了。”毕竟他是成功的扭转了命运，传奇般的把14岁就被定性成牛神鬼马的自己送去了梦想中的国度，他给了现实一记响亮的耳光。
消失——野孩子乐队
一切都会永远消失
一切道理都不重要
一切信仰都是假的
一切生命都会永远
一切都会永远消失
一切欢乐都不停留
一切结果都是真的
一切誓言都会改变
你们的灵魂消失在你们的欲望里
你们的热血消失在你们的思想里
你们的自由消失在你们的房间里
你们的爱情消失在你们的怀抱里